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：英国报姐（ID：baojieuk），作者：我是报姐，日本通经授权发布。
很多人在崩溃的时候，可能都会有一个瞬间，脑海里闪现出一个念头：要是我能彻底消失就好了。
不用再面对复杂的原生家庭、人际关系，
不用再背负升学失败的压力，
不用再面对就业竞争的恐惧，
不用再承担任何期望或失望。
切断和所有人的联系，到一个没人认识我的地方，自由自在地生活。
对世界上大多数人来说，这样的想法只是日常的一个闪念，不会付诸实施。
但对日本人来说，这已经成了一种越来越普遍的生活方式。
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，日本每年有近10万人失踪，其中大多数人都是“自我强迫失踪”。
因为离婚、失业、考试不及格、债务等问题，他们对自己的失望感累积到极点，觉得自己是一无是处的“垃圾”，因此惩罚自己，从家庭和社会中彻底“消失”。
消失的日本人，成了日本文化中代表着耻辱、却在沉默中不断壮大的一个群体。
四年前，21岁的真纪子毫无征兆地离开了家。
她没有和父母提过这件事，也没有带走任何东西，只简单地留书一封，就从原本的生活中消失了。
“我很抱歉用这样的方式离开，谢谢你们的笑容，谢谢你们的鼓励，拉比（玩具）、妈妈和爸爸，请你们一定要开心。”
她的手机和钥匙这些随身物品都留在了家里，似乎是下定决心从此不再回家。
年轻的真纪子在离家前刚刚经历了一场分手，也许是她始终无法摆脱分手带来的低潮，决定换个地方重新开始。
可这样一走了之，杳无音信，对她的父母来说，简直像剜心一样痛苦。
在她离开后的这四年里，她房间的一切还被父母保持着原样，只是随着时间一点点推进，他们从希望到失望，内心已经接受了女儿有可能永远不会回来的事实。
因为警方没有发现任何尸体，表明她没有自杀，只是离家出走，日本警方对于这种“成年人的自我消失”案件并不积极介入。
只有真纪子的父母每天都会在女儿可能出现的地方，坐上半小时或一小时，就这样静静地坐着，看着路上行人走动、车辆经过，盼望着能有，看到女儿归家的身影。
妈妈在采访里说着自己的想法：
“我告诉自己，她可能永远不会回来了，这就是结果，我必须接受。
如果她不想见我，我又何必强求。”
话是如此，可父母每日坐在长椅上的殷殷等待，仍然透露着期盼。
一郎和妻子智子是20世纪80年代住在东京郊外琦玉市的一对新婚夫妻，他们当时生活非常幸福，有自己的房子，婚后很快有了个孩子，还贷款开了一家店。
然后市场崩溃了。
突然间，美好的一切随着经济泡沫变成幻影，夫妇俩还背上了沉重的债务。
他们没有办法，于是做出了和成千上万其他日本人一样的选择：
卖掉房子、带上家人、消失得无影无踪。
经济负担永远是压倒成年人的稻草，祐一曾是一名建筑工人，一直奉养家中生病的母亲。
母亲长期缠绵病榻，医药费、食物、房租…一起压过来，足以让本就不富裕的祐一彻底破产。
比破产更让他难受的，是没能力照顾母亲周全的那种耻辱感。
“我无法忍受让母亲失望。她给了我一切，我却没有能力照顾她。”
没有了钱，一切似乎都走到了绝境，祐一带着母亲到了一家廉价旅馆，给她租了一间房，把她留在了那里。
而他自己，再也没有回来过。
40岁的教広是个西装革履的上班族，有一份体面的工程师工作，有一个美满的家庭，每天早上和妻子吻别，意气风发地开车去上班，生活非常完美。
直到他被炒鱿鱼。
他不好意思告诉家人，所以一开始瞒着大家，每天依旧装模作样地准备好一切、出门上班。
他看起来是开车去了以前的办公大楼，实际上整个工作日都坐在车里，不吃东西，也不跟任何人说话。
